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，18岁的年轻士兵牺牲时还未体验爱情，女护士用真挚的“死亡之吻”安慰他
1986年7月的老山阵地，雨水刚停，山风裹着火药味掠过帆布帐篷。简陋的折叠床一字排开，血迹与泥浆交错。张茹蹲在角落，把纱布浸进碘酒，抬眼时，担架队已踉跄闯入。迷彩满是焦土味，担架上那个被炸断右腿的年轻人面色惨白，却紧抿嘴唇不吭声。
赵维军，18岁，甘肃榆中人。一个月前，他还是新兵连最能背沙袋的“娃娃头”。荒凉高原练出的耐受力让他在南疆的雨林也能咬牙前进。前夜，他带班攻上一段无名高地，脚刚踏出壕沟，“咔哒”一声，被埋伏的跳雷将他掀翻。战友背着他跑回阵地时，碎石和弹片已深进肌肉。
麻袋一样的身体放上手术台。止血钳叮当作响，风把灯焰吹得乱晃。麻醉药剩得不多，医生只给了最低剂量，这是常态。张茹握住赵维军的手背，听见他用家乡口音问：“还能上去吗？”短短七个字，一半痛苦，一半倔强。截肢刀落下，随后是高烧、畏寒、感染。绿脓杆菌在热湿的空气里疯长，体温表一次高过一次。
感染加速向胸腔蔓延，部队决定连夜下撤，将重伤员转至山后救护所。夜路崎岖，担架在乱石间颠簸。四个人轮换抬，他始终咬牙不吭。半途，月光穿过树隙，他突然睁开眼，低声说：“放…放我下来。”声音极轻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。众人停步，他指着北方——那是甘肃的方向——示意把头转过去。张茹蹲下替他擦额头的汗，枯瘦的手指握住她的衣袖不肯松开。
短暂休息后再起程，担架才抬出两步，赵维军又轻轻开口：“姐姐，抱抱我。”这句请求让空气瞬间变得沉重。张茹放下药箱，俯身环抱，脸贴着他干裂的侧颊，唇边轻触，仅仅一瞬。黯淡脸庞浮出若有若无的笑，他闭上眼，手掌滑落，静止在胸前。
天亮时，担架安静停在山脚。随队军医在病历卡写下“○时50分，牺牲”。纸张被晨雾打湿，墨迹微晕。数周后，前线公示：赵维军被追记一等功，理由是“英勇突击、掩护分队突进”。张茹获得个人三等功，奖状依旧用油墨蜡版印刷，边角起毛。
授奖仪式结束即刻又上山。战场不会因一名战士的离去而暂停，炮声仍旧以日为单位标记时间。张茹把那张已经干透的血迹手套塞进军衣内袋，她说不清这是纪念还是负担，但没再拿出来过。
1990年代初，部队完成轮换，张茹转业到一所医科大学。每年清明，她都会在医院旧档案柜翻出当年的出院、死亡记录，复写一份，装进牛皮纸袋寄往甘肃榆中。她没有留下说明，袋里只是一页薄薄的记录：姓名、部队、牺牲地点、截肢、败血症。赵家的老父亲收到后，把纸折成方块放进祖坟碑缝。
2011年，校内退伍学生计划去云南边境进行国防调研，张茹自掏路费随行。站在已修通的柏油盘山路旁，她比划当年担架行进的坡度，让学生试着背沙袋原地踏步。没有人能坚持超过十五分钟，她却不作评价，只在树下摘几片旱莲草，说这玩意儿当年用来敷创口止血。
2015年7月，赵家院里立起一块新碑，黑底白字。张茹独自坐夜车赶到，陪老母亲守灵。带去的，只是一瓶早年战地同款的碘酒和那场雨夜后遗留下来的手套。老人握着粗糙的布料，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没有言语，只是把手掌轻轻放到她肩头。
老山终于安静下来多年。山风仍旧吹过丛林，吹过早已锈蚀的铁丝网，与埋在地下的残弹摩擦。风无言，山无声，可某些名字却永远停在了十八岁的盛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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